人口發展是 「國之大者」，習近平主席曾明確提出「人口發展是關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事」，我們需着力提高人口素質、保持適度生育水準及人口規模，支撐中國式現代化。李家超特首亦提出，香港若要保持國際競爭力，需擁有千萬級人口規模。人口政策的提出，是基於香港長遠發展的考量，人口作為城市發展的核心要素，其數量與結構深刻影響着城市在全球城市競爭格局中的地位。

當前，香港正面臨人口結構的歷史性挑戰——生育水準在過去30年大致而言呈現下跌趨勢，出生率遠低於人口替代水準，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地區之一；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例已接近1/4的老齡化態勢，已對醫療、教育、基建等八大中心建設造成衝擊，人口問題已從社會議題升級為影響經濟命脈的重要課題。

人口政策的終極目標是構建「人才淨流入-生育意願提升-公共服務優化」的良性循環，我們認為鼓勵生育和育兒政策、打造家庭友善的職場文化應成為扭轉人口衰退趨勢的關鍵着力點。當前，香港年輕人面臨著高生活成本、職業發展壓力等多重困境，使得他們在生育問題上顧慮重重。李家超特首在2023年施政報告中提出2萬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及增加託兒服務等措施，展現了政府營造育兒友善環境的決心。我們盼望特區政府設立高層次專門架構，加強跨部門協調，令政策執行落實得更加快速、更加好。另一方面，在託管服務上，政府可進一步加大投入，如增加公立託管機構的數量，特別是在人口密集的社區增設託管點，方便家長接送。同時，提升託管服務人員的專業素養，以滿足職場父母的託管需求。對於私立託管機構，政府應加強監管並給予適當補貼，根據託管機構接收嬰幼兒的數量、服務品質評估結果等給予資金支持，降低私立託管機構的運營成本，從而減輕家長的託管費用負擔。

我們盼望特區政府通過頂層設計優化人口政策，強化婦女、家庭、育兒全方位支援，鼓勵香港婦女生育——別讓她們未來變成彷彿大熊貓一樣的瀕危動物那樣稀少。誠如這般呼籲，希望政府、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構建一個可持續的人口政策體系，為香港長遠發展注入活力。

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與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雙方見證中美企業簽署價值2535億美元的合作協議，刷新了世界經貿合作史上的新紀錄。習主席表明，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美兩國，深信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共贏才能通向更好的未來。

今次中美之間通過合作，穩定發展，符合了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利益，也體現了中國文化向來推崇的和而不同的精神。事實上，在香港回歸祖國的問題上，「一國兩制」方針同樣是兼顧國家和香港人共同利益而制定的安排。習主席在今年中視察香港期間，也重申「一國兩制」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新貢獻，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

不過，在全球倡議和平協商、合作發展的歷史洪流中，偏偏香港的破壞派要逆水行舟。早前，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中央治港新方略，並重申中央的「全面管治權」，破壞派旋即大造文章，宣稱「一國兩制」蕩然無存，甚至赴台出席「藏獨」研討會，誣衊中央正透過粵港澳大灣區計劃深化經濟整合，對香港「全面滲透、全面管控」云。

必須重申，香港是祖國一部分，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只是根據香港基本法授予香港高度自治的權力。所謂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是「滲透」之說，更加是天方夜譚。環顧全球各地都力爭打開與中國合作的大門，難道他們都是自願「被滲透」嗎？事實擺在眼前，中美合作開創新篇章，只有合作共贏才是出路，儘管香港破壞派繼續大放厥辭，抹黑中央，但還有多少香港人會受騙上當呢？

隨著特區政府及法律學者剖析「一地兩檢」方案的理據，愈來愈多市民明白到，在西九龍高鐵站劃出部分地方作「內地口岸區」實施內地法律，並在站內完成出入境手續，既不損港人法律權利，也能發揮高鐵的最大經濟效益。破壞派眼見所謂「割地削權」的謬論未能挑撥社會反響，近日試圖以「公眾諮詢」的花招，拖延高鐵上馬。

事實上，自高鐵工程開展以來，「一地兩檢」構思也在社會中經過反覆討論，如今再耍賴皮要求政府進行「公眾諮詢」，顯然是要把通關問題政治化。儘管政府以積極包容的態度回應破壞派的無理挑釁，惟破壞派變本加厲，繼續單憑臆測，空喊政治口號威嚇港人。

當港鐵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參觀高鐵西九龍站時，破壞派竟集體杯葛考察，又要求負責高鐵的一司兩局官員應陪同解畫云。其後，當運房局局長邀請個別破壞派議員見面，對方又搬龍門，宣稱不能接受閉門會面而斷言拒絕。更可笑是，有「一地兩檢關注組」成員一邊高喊要政府諮詢公眾意見，一邊卻揚言即使民意最終支持「一地兩檢」，自己可以「繼續反對」。

香港與內地融合發展的潮流不可逆轉，當今每天上十萬計市民因工作及旅遊穿梭內地，高鐵通車將為他們帶來莫大裨益，而香港成功融入內地高鐵網，更為全港帶來更大的機遇。「一地兩檢」方案是在符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前提下的妥善安排，破壞派口裡說「為民請命」，實際上只看重一己政治私利，倘他們繼續違背民意，犧牲港人福祉，必為市民所唾棄。

我們經常強調香港是個法治社會，但在不知不覺之間，有些基本的法治理念卻被敗壞、扭曲和變質了。

犯了法便須承擔法律責任，警務人員有責任執行法規，法官有責任依法裁判，律政司有責任維護法治公義，難道不是基本的法治理念嗎？但我們從反對派對立法會議員宣誓司法覆核案及激進派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案的反應可見，反對派基本上是不服判決的，把特區政府的訴訟一概視為政治打壓，這公道嗎？到底幾時開始，依法辦事和依法判刑也會遭受非議？難道特區政府不應對反對派的違法行為提出訴訟、法官不應對反對派成員依法判刑、警務人員要對反對派的違法行為「隻眼開，隻眼閉」，反對派的違法行為不需承擔法律責任，才算是公義？一些犧牲了法治的公義，還算是公義嗎？

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不應成為法治的擋箭牌。近日，很多被判刑的社運參與者都是年屆18歲的成年人了，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難道他們在爭取政治曝光的同時，又不應承擔違法衝擊的法律後果嗎？又想靠衝擊爭取鎂光燈的關注，又想逃避法律刑責，世上哪會如此便宜？他們應該承擔法律責任，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筆者認為，近日多名反對派人士被法院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以及一些滋事者因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而判刑，產生了撥亂返正的作用，提振了本港司法體系的權威，遏止了反對派近年動輒擾亂社會秩序的氣燄。大家必須明白到，政治不是法律的免死金牌，抵觸法治必負上法律代價。

其實，香港作為現代的文明社會，講道理素來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反對派真的需要以擾亂社會秩序，踐踏法治的形式來表達政治訴求嗎？香港過去幾年的政治衝突特別多，香港已夠折騰了，香港現時需要的是更多的法治和發展，更少政治，這才是香港最根本的利益所在。

廣深港高鐵即將於明年第三季通車，屆時由香港到廣州南站可以快至48分鐘，到深圳福田站更只需十多分鐘，大大促進兩地的交通，以及各方面的交流聯繫。可是如果不能夠在香港做到一地兩檢的話，乘客可能要多花大量時間排隊過關，乘客們更需要額外上上落落，隨時令到時間多花一倍，費時失事之餘，亦令到高鐵的效益大打折扣。

很明顯民意是希望能夠以最直接方便的辦法，完成高鐵的出入境手續，在以前沒有e道的時代，在羅湖或福田過關都是一件惡夢，後來西部通道落成，深圳灣首次引入一地兩檢，令到旅客大感方便，享受到這種好處的市民，難道要在搭乘高鐵的時候走回頭路，重溫以前「過關難」的經歷？

但是，縱使民意傾向是那麼明顯，反對派卻基於政治利益的考慮，不惜站在主流民意的對立面，誓要力阻一地兩檢。打從政府推出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三步走」方案之後，反對派即不斷以之為題進行糾纏，在議會內外進行政治鬥爭，包括在議會內進行拉布，在街頭設立街站誤導市民反對方案，更在網上設立所謂的「關注組」，不斷在網上造謠，務求令到香港一地兩檢胎死腹中。

初期他們的口徑並不統一，部份人是反對任何形式的一地兩檢，部份人接受一地兩檢，卻要求在深圳福田站做一地兩檢；另一些說深圳北站是轉車站，反正要等轉車可以順便做一地兩檢；有些說廣州南站是終點站進行一地兩點最好不過，甚至有些建議不如在內地各主要高鐵設立出入境櫃位，仿傚現時直通車的做法，不一而足。其後反對派召開內部會議，在眾多不同組合的高鐵過境方案當中，以投票選出了「福田站進行一地兩檢」的方案，作為他們共同的立場。他們就拿這個方案給運房局長陳帆，結果這個方案發現了是以前已經諮詢過的，陳局長也很直接地說是了無新意，沒有討論的價值。

有一個極之重要的訊號是，反對派終於接受了「一地兩檢」的原則，表面上是一種共識，實際上他們無法具說服力地說明一地兩檢如何觸犯了基本法，他們只是說深圳灣一地兩檢沒有問題，移到在香港境內就有問題了，可是問題究竟出在那裏，實在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更令人有一種雙重標準的感覺。說穿了是因為他們實在再想不到反對一地兩檢的理由，因為一地兩檢在深圳灣口岸行之有效，在外國也有不同形式的實踐，對市民來說也是最省時省力的方法，他們自知再堅持以原則性來反對，已經不得人心，自然不得不要轉變立場。

歸根究底，反對派已經放棄了反對一地兩檢的原則，退而求其次用技術細節來作進一步的糾纏，就是在全世界任何一角做一地兩檢都可以，就是不可以在香港西九龍站進行。市民一定要看清楚，這是一種投機和橫蠻的立場，為何反對派認為深圳應讓步開放予香港進行一地兩檢，在西九龍卻不可以？這豈非自私的雙重標準？更何況，在福田口岸實行一地兩檢，乘客同樣需要額外的上上落落時間，可謂吃力不討好，對市民完全沒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