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特區政府及法律學者剖析「一地兩檢」方案的理據，愈來愈多市民明白到，在西九龍高鐵站劃出部分地方作「內地口岸區」實施內地法律，並在站內完成出入境手續，既不損港人法律權利，也能發揮高鐵的最大經濟效益。破壞派眼見所謂「割地削權」的謬論未能挑撥社會反響，近日試圖以「公眾諮詢」的花招，拖延高鐵上馬。

事實上，自高鐵工程開展以來，「一地兩檢」構思也在社會中經過反覆討論，如今再耍賴皮要求政府進行「公眾諮詢」，顯然是要把通關問題政治化。儘管政府以積極包容的態度回應破壞派的無理挑釁，惟破壞派變本加厲，繼續單憑臆測，空喊政治口號威嚇港人。

當港鐵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參觀高鐵西九龍站時，破壞派竟集體杯葛考察，又要求負責高鐵的一司兩局官員應陪同解畫云。其後，當運房局局長邀請個別破壞派議員見面，對方又搬龍門，宣稱不能接受閉門會面而斷言拒絕。更可笑是，有「一地兩檢關注組」成員一邊高喊要政府諮詢公眾意見，一邊卻揚言即使民意最終支持「一地兩檢」，自己可以「繼續反對」。

香港與內地融合發展的潮流不可逆轉，當今每天上十萬計市民因工作及旅遊穿梭內地，高鐵通車將為他們帶來莫大裨益，而香港成功融入內地高鐵網，更為全港帶來更大的機遇。「一地兩檢」方案是在符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前提下的妥善安排，破壞派口裡說「為民請命」，實際上只看重一己政治私利，倘他們繼續違背民意，犧牲港人福祉，必為市民所唾棄。

我們經常強調香港是個法治社會，但在不知不覺之間，有些基本的法治理念卻被敗壞、扭曲和變質了。

犯了法便須承擔法律責任，警務人員有責任執行法規，法官有責任依法裁判，律政司有責任維護法治公義，難道不是基本的法治理念嗎？但我們從反對派對立法會議員宣誓司法覆核案及激進派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案的反應可見，反對派基本上是不服判決的，把特區政府的訴訟一概視為政治打壓，這公道嗎？到底幾時開始，依法辦事和依法判刑也會遭受非議？難道特區政府不應對反對派的違法行為提出訴訟、法官不應對反對派成員依法判刑、警務人員要對反對派的違法行為「隻眼開，隻眼閉」，反對派的違法行為不需承擔法律責任，才算是公義？一些犧牲了法治的公義，還算是公義嗎？

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不應成為法治的擋箭牌。近日，很多被判刑的社運參與者都是年屆18歲的成年人了，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難道他們在爭取政治曝光的同時，又不應承擔違法衝擊的法律後果嗎？又想靠衝擊爭取鎂光燈的關注，又想逃避法律刑責，世上哪會如此便宜？他們應該承擔法律責任，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筆者認為，近日多名反對派人士被法院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以及一些滋事者因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而判刑，產生了撥亂返正的作用，提振了本港司法體系的權威，遏止了反對派近年動輒擾亂社會秩序的氣燄。大家必須明白到，政治不是法律的免死金牌，抵觸法治必負上法律代價。

其實，香港作為現代的文明社會，講道理素來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反對派真的需要以擾亂社會秩序，踐踏法治的形式來表達政治訴求嗎？香港過去幾年的政治衝突特別多，香港已夠折騰了，香港現時需要的是更多的法治和發展，更少政治，這才是香港最根本的利益所在。

廣深港高鐵即將於明年第三季通車，屆時由香港到廣州南站可以快至48分鐘，到深圳福田站更只需十多分鐘，大大促進兩地的交通，以及各方面的交流聯繫。可是如果不能夠在香港做到一地兩檢的話，乘客可能要多花大量時間排隊過關，乘客們更需要額外上上落落，隨時令到時間多花一倍，費時失事之餘，亦令到高鐵的效益大打折扣。

很明顯民意是希望能夠以最直接方便的辦法，完成高鐵的出入境手續，在以前沒有e道的時代，在羅湖或福田過關都是一件惡夢，後來西部通道落成，深圳灣首次引入一地兩檢，令到旅客大感方便，享受到這種好處的市民，難道要在搭乘高鐵的時候走回頭路，重溫以前「過關難」的經歷？

但是，縱使民意傾向是那麼明顯，反對派卻基於政治利益的考慮，不惜站在主流民意的對立面，誓要力阻一地兩檢。打從政府推出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三步走」方案之後，反對派即不斷以之為題進行糾纏，在議會內外進行政治鬥爭，包括在議會內進行拉布，在街頭設立街站誤導市民反對方案，更在網上設立所謂的「關注組」，不斷在網上造謠，務求令到香港一地兩檢胎死腹中。

初期他們的口徑並不統一，部份人是反對任何形式的一地兩檢，部份人接受一地兩檢，卻要求在深圳福田站做一地兩檢；另一些說深圳北站是轉車站，反正要等轉車可以順便做一地兩檢；有些說廣州南站是終點站進行一地兩點最好不過，甚至有些建議不如在內地各主要高鐵設立出入境櫃位，仿傚現時直通車的做法，不一而足。其後反對派召開內部會議，在眾多不同組合的高鐵過境方案當中，以投票選出了「福田站進行一地兩檢」的方案，作為他們共同的立場。他們就拿這個方案給運房局長陳帆，結果這個方案發現了是以前已經諮詢過的，陳局長也很直接地說是了無新意，沒有討論的價值。

有一個極之重要的訊號是，反對派終於接受了「一地兩檢」的原則，表面上是一種共識，實際上他們無法具說服力地說明一地兩檢如何觸犯了基本法，他們只是說深圳灣一地兩檢沒有問題，移到在香港境內就有問題了，可是問題究竟出在那裏，實在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更令人有一種雙重標準的感覺。說穿了是因為他們實在再想不到反對一地兩檢的理由，因為一地兩檢在深圳灣口岸行之有效，在外國也有不同形式的實踐，對市民來說也是最省時省力的方法，他們自知再堅持以原則性來反對，已經不得人心，自然不得不要轉變立場。

歸根究底，反對派已經放棄了反對一地兩檢的原則，退而求其次用技術細節來作進一步的糾纏，就是在全世界任何一角做一地兩檢都可以，就是不可以在香港西九龍站進行。市民一定要看清楚，這是一種投機和橫蠻的立場，為何反對派認為深圳應讓步開放予香港進行一地兩檢，在西九龍卻不可以？這豈非自私的雙重標準？更何況，在福田口岸實行一地兩檢，乘客同樣需要額外的上上落落時間，可謂吃力不討好，對市民完全沒有好處！

繼《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出爐後，國家發改委日前進一步表明，將研究推動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協調機制，將與粵港澳三地和國務院相關部門，編制區內城市群發展規劃，盡快按程序上報。

大灣區做大做強，對作為區內要員的香港帶來莫大裨益。據統計顯示，去年大灣區的經濟總量超過1.3萬億美元，進出口總額約1.4萬億美元，雄厚的發展實力不容小覷，倘若規劃合宜，大灣區不僅能成為「一帶一路」的「新支點」，整個珠三角更有望在創科領域上開闢新天地。

香港要近水樓臺先得月，關鍵在於我們能否確立自身優勢和定位，與區內持份者加強融合發展。近年，內地創科發展一日千里，反觀香港，儘管在人才資訊等方面掌握優勢，但礙於香港的創科法律框架未有與時俱進，減低了行內發展的靈活性，加上在近年政治低氣壓下，個別部門思維守舊，作風保守，也成為香港踏上創科路的絆腳石。

要維持長遠競爭力，香港必須在創新科技板塊上急起直追。自創新及科技局成立以來，當局已投入逾180億元推出多項計劃，今年財政預算案也預留了100億元支援創科發展，政府亦明言會繼續提供資源加強創科人才培育和支援、推動本地金融科技等。筆者盼望當局在未來大灣區發展規劃過程中，能多與本港創科業界互動交流，認清他們的挑戰，吸納他們的意見。這樣才能更到位地把香港打造成為區內的創科樞紐，做好「超級聯繫人」、「超級合夥人」的重要角色。

特首選舉期間，反對派表示期望選出一位能促成社會和解的候選人；在特首選舉結束後，如何促成社會和解亦成為了一個各界關注的重要議題。然而，從高鐵爭議可見，反對派為反而反的立場依舊，和解之路，談何容易呢？

高鐵香港段是社會各界引頸以待的重要基建，工程已完成逾9成，預期將於明年下半年通車。為發揮高鐵的最大效益，便利乘客，實施「一地兩檢」是最務實理性的安排，一切都是為了香港、為了乘客。說實話，支持「一地兩檢」的理由並不複雜，說來說去也差不多，任何人憑常識也能夠輕易判別利弊。教人遺憾的是，一個如此純粹便民的安排，反對派卻總要無風起浪，在雞蛋裡挑骨頭，連日來不斷向「一地兩檢」抹黑、妖魔化、撥污水，先後創作了「割地」、「賣港」的負面標籤，民主黨甚至把韓國電影《屍殺列車》二次創作成《洗頭列車》，在社會胡亂散播恐慌，公民黨更把「林子健事件」與高鐵「一地兩檢」扯上關係，唯恐天下不亂。

所謂見微知著，一葉知秋，反對派對「一地兩檢」議題的立場和態度充份反映了，反對派始終放不下「逢中必反」、「為反而反」的一貫立場和態度。對立、對抗的立場依舊不變，和解又從何談起呢？如果反對派真的希望促成和解，必須以實際行動作出回應，放下為反而反的矛盾鬥爭思維，不要繼續抹黑和妖魔化「一地兩檢」，肆意挑起社會矛盾。

社會要和解，先要放下政治對立，共同從社會利益的角度出發，共同以更美好的香港為目標。有了共同目標和願景後，便會有溝通的基礎，很多分歧才能夠慢慢縮窄，香港才會有政治和解的基礎。無論如何，為反而反、逢中必反的非理性立場肯定無助於社會和解，更只會把和解之路堵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