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強調香港是個法治社會,但在不知不覺之間,有些基本的法治理念卻被敗壞、扭曲和變質了。
犯了法便須承擔法律責任,警務人員有責任執行法規,法官有責任依法裁判,律政司有責任維護法治公義,難道不是基本的法治理念嗎?但我們從反對派對立法會議員宣誓司法覆核案及激進派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案的反應可見,反對派基本上是不服判決的,把特區政府的訴訟一概視為政治打壓,這公道嗎?到底幾時開始,依法辦事和依法判刑也會遭受非議?難道特區政府不應對反對派的違法行為提出訴訟、法官不應對反對派成員依法判刑、警務人員要對反對派的違法行為「隻眼開,隻眼閉」,反對派的違法行為不需承擔法律責任,才算是公義?一些犧牲了法治的公義,還算是公義嗎?
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不應成為法治的擋箭牌。近日,很多被判刑的社運參與者都是年屆18歲的成年人了,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難道他們在爭取政治曝光的同時,又不應承擔違法衝擊的法律後果嗎?又想靠衝擊爭取鎂光燈的關注,又想逃避法律刑責,世上哪會如此便宜?他們應該承擔法律責任,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筆者認為,近日多名反對派人士被法院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以及一些滋事者因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而判刑,產生了撥亂返正的作用,提振了本港司法體系的權威,遏止了反對派近年動輒擾亂社會秩序的氣燄。大家必須明白到,政治不是法律的免死金牌,抵觸法治必負上法律代價。
其實,香港作為現代的文明社會,講道理素來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反對派真的需要以擾亂社會秩序,踐踏法治的形式來表達政治訴求嗎?香港過去幾年的政治衝突特別多,香港已夠折騰了,香港現時需要的是更多的法治和發展,更少政治,這才是香港最根本的利益所在。
隨著特區政府及法律學者剖析「一地兩檢」方案的理據,愈來愈多市民明白到,在西九龍高鐵站劃出部分地方作「內地口岸區」實施內地法律,並在站內完成出入境手續,既不損港人法律權利,也能發揮高鐵的最大經濟效益。破壞派眼見所謂「割地削權」的謬論未能挑撥社會反響,近日試圖以「公眾諮詢」的花招,拖延高鐵上馬。
事實上,自高鐵工程開展以來,「一地兩檢」構思也在社會中經過反覆討論,如今再耍賴皮要求政府進行「公眾諮詢」,顯然是要把通關問題政治化。儘管政府以積極包容的態度回應破壞派的無理挑釁,惟破壞派變本加厲,繼續單憑臆測,空喊政治口號威嚇港人。
當港鐵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參觀高鐵西九龍站時,破壞派竟集體杯葛考察,又要求負責高鐵的一司兩局官員應陪同解畫云。其後,當運房局局長邀請個別破壞派議員見面,對方又搬龍門,宣稱不能接受閉門會面而斷言拒絕。更可笑是,有「一地兩檢關注組」成員一邊高喊要政府諮詢公眾意見,一邊卻揚言即使民意最終支持「一地兩檢」,自己可以「繼續反對」。
香港與內地融合發展的潮流不可逆轉,當今每天上十萬計市民因工作及旅遊穿梭內地,高鐵通車將為他們帶來莫大裨益,而香港成功融入內地高鐵網,更為全港帶來更大的機遇。「一地兩檢」方案是在符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前提下的妥善安排,破壞派口裡說「為民請命」,實際上只看重一己政治私利,倘他們繼續違背民意,犧牲港人福祉,必為市民所唾棄。
2007年6月,歷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南洋商業銀行創辦人、大紫荊勳賢莊世平先生與世長辭。十年過去,莊老報效祖國的滿腔熱忱,無私奉獻的崇高品德,依然為世人津津樂道,彪炳千秋。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早前亦隆重舉行了紀念座談會活動,逾百人共同緬懷這位令人欽佩的已故愛國僑領。
莊老一生猶如一本活着的中國近代史。他早在年少時代,已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為祖國的富強統一不懈奮鬥,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更站起來為國抗敵。新中國成立前後,莊老全情投入到祖國建設事業上,1949年,他創辦了香港南洋商業銀行,期後又創辦澳門南通銀行,成功促進港澳及內地的經濟發展,也為打破國際反華勢力對新中國的經濟封鎖,發揮了關鍵作用。
莊老是充滿幹勁的領導,但他一生不為名利付出,而是全情投入去奉獻國家、建設社會。新中國成立以後,莊老積極為祖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建言獻策。他生前曾明言:「作為一個中國人,這個根不能忘,離開了這個根還能說什麼呢?只要我們的國家能夠好,這是一個總體原則。國家民族不富強,不自立,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很難過的。」莊老所言有若晨鐘暮鼓,發人深省。
今天世界各國爭相搭上中國發展快車,國家發展令人鼓舞,我們作為當中一員,也有責任為國家及香港的繁榮發展出一分力。在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盼望社會各界尤其年輕一代,能秉承莊老精神,多了解國家民族歷史,窺探未來發展方向,貫徹支持落實「一國兩制」,讓愛國愛港的優良傳統薪火相傳。
2007年6月,歷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南洋商業銀行創辦人、大紫荊勳賢莊世平先生與世長辭。十年過去,莊老報效祖國的滿腔熱忱,無私奉獻的崇高品德,依然為世人津津樂道,彪炳千秋。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早前亦隆重舉行了紀念座談會活動,逾百人共同緬懷這位令人欽佩的已故愛國僑領。
莊老一生猶如一本活着的中國近代史。他早在年少時代,已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為祖國的富強統一不懈奮鬥,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更站起來為國抗敵。新中國成立前後,莊老全情投入到祖國建設事業上,1949年,他創辦了香港南洋商業銀行,期後又創辦澳門南通銀行,成功促進港澳及內地的經濟發展,也為打破國際反華勢力對新中國的經濟封鎖,發揮了關鍵作用。
莊老是充滿幹勁的領導,但他一生不為名利付出,而是全情投入去奉獻國家、建設社會。新中國成立以後,莊老積極為祖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建言獻策。他生前曾明言:「作為一個中國人,這個根不能忘,離開了這個根還能說什麼呢?只要我們的國家能夠好,這是一個總體原則。國家民族不富強,不自立,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很難過的。」莊老所言有若晨鐘暮鼓,發人深省。
今天世界各國爭相搭上中國發展快車,國家發展令人鼓舞,我們作為當中一員,也有責任為國家及香港的繁榮發展出一分力。在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盼望社會各界尤其年輕一代,能秉承莊老精神,多了解國家民族歷史,窺探未來發展方向,貫徹支持落實「一國兩制」,讓愛國愛港的優良傳統薪火相傳。
林鄭月娥特首當選行政長官後,多次邀約反對派政黨交流會面,表達新一屆特區政府期望與反對派修補關係的意願。但從近日兩宗重要議題可見,關係修補之途絕不平坦,且主要責任誠然在反對派一方。
首先,在特區政府的人事任命上,新一屆政府的司局長以政務官背景的人才為主,政治色彩較淡薄,算是實幹型的團隊,而有政黨背景的局長亦只有2名,分別是民建聯背景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及民主黨背景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與上屆政府比較起來,本屆政府有民建聯黨籍的局長較上屆少了一位,而羅致光則是香港回歸以來,首位在加入政府前是反對派政黨成員的官員,如非民主黨要求羅致光先退黨,他甚至會成為首位擁有反對派黨員身份的局長。
對於此一破格的安排,顯然是新一屆特區政府釋出的善意,也體現了林鄭月娥「用人唯才」的管治理念,對此,建制派大多數也表示支持。可惜的是,林鄭月娥與建制派的善意並未換來反對派同等的善意回應,在副局長的任命上,反對派始終放不下「敵我矛盾」的鬥爭思維,因人廢言,往往因政治立場便否定一個人。每當傳媒提及愛國愛港社團背景人士有可能出任副局長時,反對派總激烈反對,對人不對事;相較起來,建制派對反對派背景的人出任問責官員表示歡迎,豈非更加客觀公道,也釋出了「和解」的善意?試問一下,到底是哪一方願意和解,哪一方不斷在製造撕裂呢?
更何況,香港是國家的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愛國愛港是理所當然的政治立場,有愛國社團背景更非政治包袱,反對派對愛國愛港立場鮮明的人如此防範和反感,究竟他們還認不認同「一國兩制」了?一位履歷亮麗的人,倘若唯一的缺點便是太過愛國愛港,這難道也算是不適合擔任香港問責官員的正當理由嗎?
除了官員任用上的無理取鬧外,從反對派在高等法院裁定劉小麗等人喪失議員資格後的反應,也反映了和解之路絕不平坦,特區政府及建制派更不能為和解而和解,甚至犧牲重要的公義和法治原則!
在高院判刑後,反對派非但不服從裁決,甚至借故發難,肆意擾亂立法會秩序及拉布,導致東涌新市鎮擴建、中九龍幹線主要工程、沙嶺骨灰安置所及火葬場等多項民生議案被拉倒,市民利益直接受損,這豈非以個人政治私利脅持公眾利益的表現?所謂一人做事一人當,每個人也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如反對派不服高院裁決,大可按照司法程序提請上訴,又何必綁架市民利益?市民是無辜的。更何況,立法會議員帶頭踐踏《基本法》,繼而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可謂罪有應得,也是法治的彰顯,反對派更沒有理由拉香港和港人一起陪葬!
從官員任命及司法覆核裁決可見,反對派根本沒有示好的意向,實際上更變本加厲,向特區政府、建制派及香港市民步步進逼,所謂和解之路,確實不容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