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屋問題是香港過去幾年最突出的民生問題之一，房屋政策也是本屆特區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教人遺憾的是，雖然特區政府已積極推動建屋計劃，甚至推出了「10年建屋目標」，即在2015年至2025年期間，合共興建48萬個單位，當中包括29萬個公營房屋單位，以及19萬個私樓單位。但本港住屋問題仍然十分嚴峻，在公營房屋方面，公屋輪候冊上的輪候人數接近30萬人，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4.1年，長者一人申請的平均輪候時間也達2.4年；在私樓市場方面，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據，雖然現時樓價已較去年9月的歷史高位回落近6%，但亦已連續急升5個月，至於租金指數方面，亦已止跌回升，現只較去年高位低5%。毫無疑問，無論是公屋的輪候數據，抑或私樓樓價指數，均反映了「住屋難」的問題仍然未解決，甚至有惡化之勢。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必須加大力度壓抑樓價，增加土地供應。港府應積極研究一下，在現時買樓「辣招」的基礎上，是否有條件進一步提高印花稅的稅率，或推出更多的「辣招」，例如針對境外人士的限購令等，以壓抑樓市炒風？至於增加土地方面，在現有的大型建屋規劃中，有沒有空間增加發展密度，提高建屋量？

筆者也明白到土地發展牽涉到複雜的利益問題，持份者眾多，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大嶼山發展計劃和橫州建屋計劃可見，特首說尋找土地供應的工作是「粒粒皆辛苦」，其實並無誇張。然而，正正由於建屋工作不簡單，才更加突顯到特區政府敢於迎難而上的魄力！筆者深信，解決住屋問題仍然是多數港人的願望，誰不想安居樂業呢？只要特區政府展現出立志解決住屋問題的決心，推出更多針對性的政策措施，讓市民感受到政府真的「做緊野」，肯定會得到大量市民支持，對提振民望大有幫助！

兩年過去，違法「佔中」後遺症對香港的影響依然深遠，所謂「愛與和平」的抗爭，嚴重撕裂了社會，重創了香港的經濟、民生及國際形象。奈何一眾「佔中」主事者久未被起訴，予人「犯法唔使本」的觀感，相反守法護法的普羅市民卻要承受「佔禍」苦果。

時至今日，所謂「傘後組織」繼續逞英雄，高調地為這場違法行動貼金，甚至肆意泛起違憲違法的「港獨」思潮。至於佔禍對香港造成數以千億港元的直接損失、對投資者信心和未來發展動力的摧毀、對青年學生的荼毒、對兩地互信關係的破壞等，他們卻裝聾作啞，隻字不提。

政客用豪情壯語蠱惑人心，但香港人不能再像鴕鳥般把頭埋在沙堆裡，必須認清香港經濟轉型乏力、競爭優勢弱化的事實。近日，世界經濟論壇發表新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排名較去年再跌兩級至排第九，科技創新能力不足，更成為本港競爭力持續下滑的最大隱憂。另一邊廂，被譽為「現代世界七大奇跡」之一的港珠澳大橋，主體橋樑正式貫通，但大橋香港段卻進度緩慢，能否趕及明年底前通車存有變數。

撫心自問，香港還有多少本錢，縱容破壞派挑撥內耗，任由立法會拉布不止呢？新一屆立法會10月12日舉行首次會議，候任議員屆時會宣誓就職，破壞派議員與其挖空心思試圖在宣誓時「出招加料」，糾纏於「港獨」的偽命題，倒不如多提出實際可行方法，改進現有施政，為香港突破困局，還香港一個安寧。

內地不少父母為了給孩子將來有更好的生活，忍痛別離家鄉到大城市打工，衍生了留守兒童問題，令社會潛藏著巨大的危機。筆者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提出了「進一步完善管理留守和流動兒童的援助機制」提案，強調要強化外出務工父母家庭監護主體責任，並促請國家及社會增加農民工帶子女到城鄉生活的誘因，推動家庭友善計劃等。

國家民政部近日回函予以正面回應。針對筆者倡議在外來人口集中地區建設寄宿制學校，民政局認同建議具有積極意義，教育部今後會進一步加強研究推進，同時會逐步建立以居住證為主要依據的隨遷子女入學政策，暢通升學渠道。

民政局又贊同要釐清家庭和政府的責任，督促外出務工父母依法履行監護職責，確保農村留守兒童得到妥善監護照料。今年2月，國務院印發的《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也對外出務工父母依法履行監護責任作出了明確規定。

當然，面對目前數以千萬計的農村留守兒童，妥善推動關顧工作十分重要。民政部指出，教育部自03年已確定了滿足留守兒童寄宿、營養和上下學交通需求的「三優先」原則。今年3月，國務院亦批准由民政部牽頭成立包括27個部門單位的聯席會議，共同強化政策銜接和協作配合。

筆者深信在各部門的衷誠合作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更能制度化、規範化、常態化。我們更加期盼隨著政策持續優化，內地更多孩子能在父母身邊快樂成長，不再孤單。

在剛過去的暑假，約百名香港傳媒學子及內地同學參與了以著名記者范長江命名的「2016范長江行動」。筆者作為范長江行動同學會副主席，有機會見證年青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透過走訪港企、國企、甘肅和內蒙古四大板塊，立體地認識神州大地，取得豐碩成果，感到十分鼓舞。

常說香港是彈丸之地，但港人的視野從來不限於這片地土，靈活變通、自強不息的精神，更加是香港持續發展的力量之源，創造了無數的奇迹。的確，做人要有一種精神，就像范長江先生一樣，大至為國為民，小至為自身和家庭，只要有更廣闊的胸襟和目光，經過歷練，才能掌握香港及自己的未來。

奈何近年社會泛政治化，佈滿陰謀論，少部份激進份子眼中只有杯葛、抗爭，甚至以所謂「勇武」粉飾暴力惡行。立法會選舉剛落幕，「分離派」候任議員即漠視主流民意，高調與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打對台」，宣稱不會見特首也不會「見京官」，更聲言今後會推動所謂「公投自決」。

在「一國兩制」憲制框架下，政客豈能肆意以「港獨」思潮扼殺兩地的經濟合作，輕率地關上溝通大門？負責任的從政者，理應造福下一代立足香江之餘，也可放眼到整個國家乃至沿着「一帶一路」去到全世界，為香港新一輪騰飛作貢獻。期盼激進「分離派」不要再口裡說「保衛香港」，實際上卻煽動年青人走向極端、破壞兩地和諧及干預融合發展，令議事堂及社會亂上加亂。

人才是香港的珍貴資源，現時本港每年約有三萬名副學士或高級文憑畢業生，但資助院校的銜接學位杯水車薪，只有四千多個，其他副學位畢業生何去何從，值得關注。

隨着內地經濟高速發展，高等教育質素持續提升，本港學子銜接到內地升學的前景甚為吸引。奈何香港副學位與內地大專文憑不設互認安排，令不少有志到內地升學的港生只能望門興嘆。為了讓香港副學位學生一圓內地升學夢，筆者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聯同多位人大代表提交提案，促請內地加強拓寬香港副學士升學階梯，有效地與內地大學銜接。

國家教育部近日回涵，指出基於內地學位制度中未設副學士學位，故此前內地高校無法直接招收以副學士身份申請到內地高校就讀學士學位的學生，但相關香港學生可通過全國高校聯合招生，華僑大學及暨南大學兩校聯合招生，以及中山大學等高校單獨招生形式，報考內地高校學士學位，對往屆生不做限制。

令人欣喜的是，教育部重申，關注到香港副學位畢業生接讀內地高校本科的需求，正會同有關部門開展相關調研。事實上，該部在去年底已同意華僑大學自今年起，開始試點招收香港副學位畢業生接讀本科。教育部在回涵中承諾，會及時評估項目效果，總結經驗，時機成熟時，將考慮擴大試點院校數量及規模。筆者期盼在兩地共同努力下，更多港生今後能搭上內地教育列車，相信不論對他們自身競爭力以致整體香港發展，也能帶來莫大裨益。